清明节那天,我闲得无聊，终于下决心把五年前搬家时就应该整理的信件拿出来清理一下。

整整一箱子书信，纸张大都泛黄了。

那时候我经常投稿，来往最多的就是各编辑部的编辑。最熟悉的自己当是1982年编发我小说处女作《柳枝依依》的《百花园》杂志主编王保民。他编发我这篇小说的时候，好像是大学毕业刚到编辑部不久的年轻编辑。后来他当上了百花园杂志的主编。这期间我们一直有联系，后来我改行做了律师，他也调到河南省文联工作。就再也没能联系上。

有一次我去郑州办案，曾专门去过河南省文联，想打听他的信息。据说是退休了。因为不熟悉，工作人员没有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这个陌生人。

《北大荒》杂志的编辑孟久成，也是跟我联系最多的编辑之一。在1984年6月9日之前，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让人感到十分神奇的是，他在1984年6月9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居然被我在收到该信的前一天夜里梦到了。信的内容和信封的样式与我梦中的完全一致。后来孟久成担任了北大荒杂志的主编，我改行去做了律师，我记得他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你的离去，将使中国文坛失去一个可能风骚三五年的作家。

                                                          这就是我在梦中梦见的那封信的信封

后来有一次我去哈尔滨办案，也曾到黑龙江省文联打听过孟久成的去向，据说他也退休了。记得我还用黑龙江省文联的工作人员提供的号码给孟久成老师通过一次电话。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就是《现代人》杂志的编辑赵秉申老师。我大约在《现代人》杂志发表过几篇报告文学。但赵老师跟我之间的书信往来却有几十封。记得他书法水平很高，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幅字。现在也处在失联状态。

目前还在保持联系的编辑，大约只有原《清颍》杂志社的崔波老师了。他后来曾担任阜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和电视剧《孔子》、《曹操》等一系列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

记得那位大名鼎鼎的萧乾老师也曾给我写过信。那是他在上海《朝霞》文学编辑部帮助工作的时候给我写的一封退稿信，落款就是萧乾。

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导演谢铁骊也给我来过信，是我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寄给他之后，他给我的回函。

同学当中交往较深并且有书信往来的大约只有刘庆灿、胡桂芳和李存彦了。

刘庆灿是我们那一届同学当中唯一考上了清华大学的，也是我们那一届同学的骄傲。只是天妒英才，他已经去世快10年了吧。

李存彦也是我们同学当中比较有才华的一位。记得他连续考了5年，终于考上了一家美术学院。他的画作也是很有名气的。他后来担任了我们母校赵庙中学的副校长。据说是脑溢血去世的。

胡桂芳在我们中学同学时就展示出了他的才华。他跟我不在一个班，是他在他们班里的黑板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我了解了他的才气。后来他去省教育厅工作，通过保留下来的信件得知，我当时是请他打听一件关于招生的事情，他给了我一封热情的回信。

无意间我竟翻到了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张培信老师给我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对我们当年的师生情谊十分怀念，感叹他写信时候的师生关系已经大不如从前。我上中学的时候曾转过4个学校，每到一个学校都是老师们的得意门生。而张培信老师是跟我相处时间最长，也是对我最好的老师。可惜的是他已经在10多年前驾鹤西去。

我在文学方面的朋友比较多。在这里就不分先后了，捡到谁的信就说谁吧。

颍上县的江多晨当时是比较有才华的一位。后来在文学上却没有按照当时大家的推测有太多的发展。他给我来过几封信，交流的都是写作方面的问题。我是在写到他的时候才“百度”了一下，他后来官至颍上县人大副主任。

蒙城县的张宇当时是我们公认的才女。她给我来信寄了一本当时比较热门的书《第三次浪潮》。现在早已没有了她的任何信息。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作家朋友就是刘震了。他比较清高和傲慢，但大家也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有些才气。我们之间曾经有过许多书信往来，他把我当做他最知心的朋友之一。其实我是在敬佩他的才气之外，更多了一些对他处境的同情。有消息说他已经不在了，我也找不到与他亲近的人去核实这个消息。

给我帮助最大的当数后来成为阜阳市文联主席的徐瑛老师，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跟当时的安徽省文联主席陈登科老师（著名作品：长篇小说《风雷》等）、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彦周老师（著名作品《天云山传奇》等）一起给我送来了温暖。徐瑛老师的著名作品是长篇小说《向阳院的故事》以及改编的同名电影。

还有一个虽然只有一面之交，并且只有两次书信往来的文友，但我觉得还是应当说一说他的故事。他就是那位在传奇小说界大名鼎鼎的孙方友。我跟他是在1983年4月参加《百花园》杂志1982年优秀作品奖颁奖大会上相识的。当时我和他都是业余作者。他后来成了《传奇故事》的编辑。著有小说集《女匪》、《刺客》、《陈州笔记》等一系列文学作品。并获得过包括第20届飞天短剧奖在内的许多文学奖项。只是他已于2013年7月26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还写过一篇关于他的纪念文章。

                                                           当年的获奖通知

看到了刘兴泉1987年5月25日的来信，我才想起了刚刚翻过去的苗秀霞当年给我的一封信。她那时只有十七八岁，写作条件十分艰苦。我大约是寄去了几斤煤油票，给她解决了半年内在煤油灯下写作的问题。我当年写的《野菊花盛开的时候》那篇小说，似乎就有她的影子。她现在已是省里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对刘兴泉，许多人都知道的，有人评价说他是除了之前黄胄之外，中国画驴第一人。他画的《百驴图》享誉中外。他当年读了我的小说《野菊花盛开的时候》之后，还专门画了一幅画给我。

还有一个叫刘威华的小老弟，他妈妈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我们曾在复习高考的时候同时参加过补习班。他从上了公安大学，一直到公安部工作，期间给我来过许多信。后来我去北京还跟他在一块吃过几次饭。再后来就渐渐失联了。从年龄上计算，他现在也该退休了。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居然还翻出了一封前女友给我的信。那是她在大学毕业前夕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要跟我借一笔数目不大的钱。我跟妻子商量后给他寄去了。她在还这笔钱的时候，给我和妻子写了这封感谢信。

另外一个给我写信最多的人是鲁丁。他的真名叫纪英才，曾是国民党第十三兵团的政工处长。据说他父亲是在台儿庄战役当中牺牲的一个旅长，他父亲跟王耀武的关系十分好，所以他后来受到了王耀武的提携。他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又加入了国民党。大约是1975年作为战犯被特赦放出来的。后来由界首市委统战部安排他的生活。我曾专门去他那里跟他住在一起生活了两天，听他讲述了许多过去的故事。并根据他的故事创作了几部中篇小说。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我曾在界首市的朋友肖云凯给我的来信中，看到关于鲁丁身体状况的介绍。

鲁丁是于1984年6月16日上午因病去世的。这个消息是他的学生田芝荣在1984年8月11日专门写信告诉我的。田志荣在信中说，鲁丁老师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完成他的回忆录。

我有许多比较好的战友，但留存下书信的并不多。

浙江慈溪县的霍建幸是其中的一个。在我保存的信件当中，只看到了他两封来信。但每封信写的都很仔细，文笔也很好，钢笔字写得更漂亮。大约七八年前我去宁波旅游的时候跟他见过一次面。后来我们就有了微信联系。至今还偶尔在微信上互相问候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当年我们师电影队的放映员戴和平。他原在怀远县，后来随父亲到了宿州。据说后来在宿州市税务局工作。但我一直没能联系上他。

当年那个比较有名气的军旅诗人贺东久也给我来过信。他后来去了总政歌舞团。据说他作词的那首《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差点被选为中国的国歌。大约十几年前我去北京的时候跟他见过一次面，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见一帮渴望成为歌星的美女，在央求着贺老师能给她们写一首好的歌词。

我律师界的朋友也很多。只是随着通信工具的进步，互相之间留下的书信并不多。

曾在我手下工作的李君，现在已经是北京一家著名律所的骨干律师。

还有一个曾在省司法厅工作，后来成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的马青律师。我这里还保存着她的一封来信。她那流畅的语言以及娟秀的文字，应当是我所保存的观感极好的书信之一。

还有一封信让我觉得十分感动。那就是1987年3月15日，一个叫崔献忠的人给我写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用了将近4000字的篇幅对我的小说《我17岁那年的秋天》做了深刻的点评。根据他信中所言，我们似乎还见过面，他也到我家来过，但我现在确实记不起他是哪儿人，干什么工作的。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好像也没有联系过。

至于一些读者在看了我的作品之后寄过来的“取经”、索要作品的信函就更多了。还有一些外地当事人，在我给他办好案件之后寄过来的感谢信，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再保存的必要了。

我还看到了一封很奇特的信件。那是一封在旅客住宿登记表背后的空白处写下的信。

尊敬的李律师、陶律师：

因不知车次，冒冒失失闯出，对夜归正十分焦急发愁，辛遇两位热心肠的公检法干部。二位的热心帮助，我没齿不忘。为你们添了不少麻烦，真不知该如何报答，只能再次表示谢意。

王芳

92年4月7日晨

对这件事我完全没有印象了。根据信的内容，我推测可能是我和我的助手在一次出差过程当中，遇到夜间正在焦急发愁的姑娘，我们给她提供了一些帮助。她在早晨离开时，在旅馆服务台上的登记表给我们写留下了这封信。

给我写信最多的是一位曾在我工作单位实习过的学生。他几乎每星期都要给我写一封信，把我奉为他的楷模。后来他参加了工作，我们还同属一个系统。后来再见面，也只是点头之交了。

还有一个曾经以认识我为荣的“粉丝”，他步步高升的前几年也给我来过几封信。他飞黄腾达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毕竟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阶层了。

让我倍感珍惜的还有一封来自北京西城航空胡同32号恭贺新年的明信片。那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编辑李爱芹寄给我的。那些年我在《民主与法制》发表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她编发的。记得我第一篇法制报道《他们该向谁索赔》在《民主与法制》上发表之后，我曾去了一趟北京。李爱芹带我参观了他们的编辑部，并请我吃了一顿饭。出于感激，我当时试图送给她一件小礼品，但她的一句话让我十分惭愧。她说我们之所以发表你的作品，是因为你的作品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我如果收下你的小礼品，我以后再编发你作品的时候就会有心理负担，而你也会觉得你的作品发表的不光彩。正是她的这句话，让我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极少给人送礼，特别是双方有正常公务关系的时候。

有一封信，我其实早已忘记了。是我在翻阅这些信件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它。从邮戳上看这封信是1986年寄来的，寄件人就是我后来写的那篇文章《跨越三十年的宴席》中提到的原阜阳市宣传部副部长姚登恒老师，他后来到亳州市委担任宣传部部长。退休后一直从事文史研究和文学工作，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是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栽在地边的蔷薇》中看到我作品的。在来信中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他还曾在一天晚上路过太和的时候，专门去我家看望过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清明节前，我在那篇《一个想打而不敢打的电话》中提到的前县委书记李富国的儿子从北京回来，他打听到我，然后跟我见了一面，对我写的那篇文章表达了十分的感谢。我在那篇文章中曾经提到，李富国书记去日本访问后写了一篇《访日见闻录》，我稍加整理后寄给了当时的《清颍》编辑部。该文发表后，编辑部给李书记汇过来50块钱的稿费（那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近两个月的工资），李书记却安排他的秘书汪月峰将该汇款单转给了我。我写那一篇文章的时候并未记得我手上还有李书记给我写的一封信。我在清明节那天翻到这封信之后，拍照发给了李富国书记的儿子，他回了“十分珍贵”四个字。

                                         李富国书记为转让稿费专门写给我的信

坐在小板凳上整理了一天书信，累得我腰酸背痛。我小心翼翼的挺起腰来，在书房里度着方步，回味着这些信件给我带来的极不平凡的感受。

这些信件大部分都集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也是一个政治相对比较清明的年代，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纯真的年代，更是一个一去不再复返年时代。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大哥大以及手机的普及，过去需要10天半月写封信才能处理的问题，一个电话打过去立马就说清楚了。再后来有了微信，不方便口头说的话，也可以很方便地用文字甚至一个表情表达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际交往的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只是让人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纯真，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那种融洽与和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有些没有必要再保存的信我立马就让它粉碎了。而对那些十分珍贵的信件我将继续保存下去。

    我想让人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纯真的时代。